在丁香花园的浓荫下

1949年，红旗插上外滩高楼，上海——这座曾经的冒险家乐同、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上海的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回望历史，放眼当下，这座城市里闪耀的红色精神，仍在富有生命力地成长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2009年6月，我调入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工作，服务对象是一批局级以上的离休老干部。这些老干部都是解放大上海、保卫大上海、建设大上海的革命者，早年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上海的历史谱写过惊心动魄的篇章。走近这些老人们，也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发现他们的确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群体，不仅使我开阔了眼界，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在这些共和国功臣的身上，我看到了城市红色精神的源头，同时也缔结下了自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之缘。

对于老干部的革命事迹，我过去从党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中看过一些，那些都是书面的，是党员思想教育的补充教材。而现在，那些活生生的革命功臣就在眼前，但是转眼问，他们辉煌的岁月已经潜声融入车水马龙的都市尘嚣，似乎已成过眼云烟。他们走在马路上，手持拐棍，步履蹒跚，谁也无法联想到他们那些英姿飒爽、叱咤风云的雄姿。

而我现在就是这些老人_部分晚年生活的“管家”，是他们生命最后一程的伙伴，我常常带着一种使命感来观察和记录他们的“夕阳岁月”，尽力想读懂他们这些革命的“活化石”。与书面记载不同的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如今他们青丝不再，两鬓如雪，有的已经反应迟钝，有些痴呆，有的已需乘坐轮椅，由子女或保姆推着前来丁香花园一号楼，参加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活动。他们有的今天来了，下周就不来了，一打听，不是生病住院了就是已经过世了……这种情况甚至令我有些茫然，“时间都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么好的日子，而他们却在我的眼前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

出于对他们的敬重，我非常留心观察他们每个人的言谈举止，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倾听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映。每天上班，我都要先到他们中走走，问问情况，看看哪些常来的人来了，哪些人没来。中午开饭我都要到餐厅听听他们对饭菜的意见。住在附近的老人们每天下午三点以后会在一号楼的阳台上进行“话疗”（大家聊天，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视为一种精神疗养）。我也常常参加，借此机会，了解老人们的想法。久而久之，我与他们成了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的好朋友。有的老人深更半夜打电话到我家，倾诉他的困惑。有的老人甚至把我当成了他的家人，执意要把家里的存折放在我这里……老人们对我的信任令我很感动，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也成了他们晚年生活中的一员。时间久了，丁香花园像是一个温暖的老年乐同。

每天来丁香花园活动的，年龄最大的老同志已近100岁，年龄最小的也有近85岁。他们中大凡身体尚健朗的，许多人像过去上班一样，每天准时地前来，看书看报，看文件，相互交流信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时还相互辩驳，为某件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争执不休。老人们还成立了各种活动小组，有学习时事组、评报组、围棋桥牌组、书画组、理论学习组，还有多个协会，如文学、摄影、旅游、乒乓等。一旦参加了哪个活动组，他们总是认认真真，风雨无阻。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步履缓慢地从各处走来，有的甚至从金山、闵行区赶来，中间要换乘两三部车子。尽管年纪大了，但他们总是兴致很高，把来丁香花园活动当成他们的荣誉，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他们在活动室活动完，吃过午饭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刚到丁香花园工作时，印象最深的是舒澄同志。他见我来，一开头就把我的简历问了个遍，我如实汇报后，大概他认为我这样的资历还可以在此当经理，就没说什么，但是他那政审般的神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老公安，是1952年南饶漱石亲自任命的华东局公安厅治安科的副科长。《沙家浜》剧中胡传奎的原型胡肇汉，当年就是被他侦破抓捕归案的。他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养成了职业性的“侦探”眼光。后来我们渐渐熟悉了，可以无拘无束地谈今论古。有一次我们谈到潘扬事件时，我说到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是李士英，以后才是扬帆和许建国，他突然对我刮目相看起来，我们的话自然也多了起来。他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总是第一个到达丁香花同，有时还自带干粮，如包子之类，中午有时还会掏出一小瓶老酒咪几口。他穿着非常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破旧，但读书看报非常认真，似乎我们提供的报刊杂志还不够他看，他有时还会到丁香花园附近的书报亭里买一些文史类的书报杂志来看。大概他没有手机，有几次到我办公室借打长途电话，电话中问他那些乡下的亲戚，说他已经寄给某某人一万元，寄给某某人二万元，有没有收到等等。我在一边听了暗暗吃惊，自己穿得像个退休的老工人，而对亲友却这么大方！这就是他们这一代可爱的老革命啊！自己到了风烛残年，心里装的还是老百姓！

还有一位老同志叫沈康，最近已经故去了，他临终关照他夫人，送一本市委机关编辑出版的口述历史书《不可磨灭的梦想》给我，其中有一篇是他口述的回忆录。看着老人的书，我很难过，几个月前还好好的人，怎么这么快说走就走了？老人家不仅有革命激情，还富有诗情，这些年来，他隔三岔五地会给我看看他新写的诗，共写了几百首。内容涉及很广有歌颂改革开放的，有写拨乱反正的，有评价历史人物的，也有赞扬我们的工作的，甚至还写到了过去在安徽工作时，看到的饿死人的情况。我曾对他说：“您写了这么多首诗，为什么不编一本诗集呢？”他说：“是啊，今年要编一本文集，明年再编诗集。”我正盼望他的诗集问世，而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诗集永远看不到了。面对他临终关照要送给我的这本口述回忆录，眼前浮起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能不感到非常失落、无限惆怅……

翻开这本书才知道，老人家祖籍是浙江萧山，但是出生在上海闸北一个贫苦人家，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是一位高级美术师，过去在安徽工作时，曾任安徽省话剧团团长，安徽省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这期间他曾响应党的号召，三次奔赴灾区，参加安徽淮河大水灾的救灾工作、安徽淮北地区的饥荒救灾工作、安徽泗县大水灾救灾工作，他是那个困难时期救灾救荒工作的见证人。1971年他被调到上海工业展览馆任副主任、上海展览中心业务部经理，参与了接待尼克松破冰之旅的重大外事工作他一生都在文化圈里耕耘，笔耕不断，诗情不断，可贵的是敢于讲真话，可惜未能留下更多的文字。可知人生总有很多遗憾事，自然规律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还有一位沈若江同志，家住巨鹿路，离丁香花同不远，也是天天来丁香的老同志。他曾跟我说起过渡江战役及“文革”中在黑龙江工作的种种经历，说那里高寒而且贫穷，说是东北三样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而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仅有乌拉草，那是冬天御寒的必备品。他喜欢种植仡卉、树木，在他家的院子里培育了不少珍贵的花卉品种，曾叫我前去参观。后来对我说，现在年纪大了，天天浇水、施肥，打理不动了，有些已经给人拿走了这些花卉和树木，有不少是刚进上海时栽种的，那时他还不到30岁，生气勃勃，担任领导职务，现在老了，自己也来日无多，要给这些名贵的花卉安排一个妥当的地方，于是想到了丁香花园。我非常感动，前去他家参观一次，后来他陆续把他的宝贝花木移植到我们丁香花园，现在他的家园已经空旷了，而我们丁香花园却平添了许多植物新品种。

老干部中还有一位在1950年代就在丁香花园工作过的老同志，名叫姜文煜。老人家是山东荣成人，1946年参加革命，当年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机要员，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军渡江战役，曾协助译发当时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刚进上海时，他们机要员随华东局领导在三井花园（原国民党的励志社，现瑞金宾馆）住了几天，很快搬到建设大厦（后来长期作为上海冶金局办公大楼），1950年国民党“二六轰炸”之后，为了安全，华东机要处又搬回三井花园办公。1952年，他已经担任电台的负责人。有一天深夜收到一份中央发来的电报，上面注明“请肖光指人译”。这种“指人译”的电报，属于最高机密。肖光同志是机要处处长，他就指名要姜文焜翻译。结果这份电报的内容是通知华东局，毛主席将要乘海军军舰从南京来沪，要上海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这是毛主席解放后第一次到上海。

1954年到1955年，华东局机要局搬进了丁香花园办公，姜文煜等机要人员工作和生活均在一号楼内。姜文煜这位当年的红小鬼，如今也渐人老境，现在来到丁香花园，不是工作，而是参加离休老干部活动了。面对这样的一些老前辈，尤其是有幸聆听他们经历的时代风云，我脑海中像是“过电影”一样，总是浮起他们当年的风风雨雨。

1956年以后，丁香花园成为接待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市委招待所。1961年陈赓大将来沪治病就住在丁香花园一号楼，可惜病未能治好，陈赓大将在此逝世。

我初到丁香花园工作时，发现老干部名单中有一个我过去看到过的名字——丁公量，原来就是“文革”时期，贴在我家附近的大字报上的名字，当时那名字上被打了大红叉，显然是作为批斗对象。我小时候就对政治事务比较敏感，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居然被我记住了，想不到现在居然能看到这位老革命本人了，世事万变，真是无法预测啊。老丁同志是浙江定海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经历过著名的皖南事变，在狱中与战友建立秘密党支部，策划越狱，组织暴动，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最终越狱成功。解放初他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曾经被埋在炸弹坑里达三个多小时。就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在十年内乱中却遭受非人的折磨和迫害，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动摇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对于这样一位一心忠于党，却倍受误解和审查的老革命，我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既经得起战争风云的考验，又经得起来自背后的、自己人的误伤，堪称真正的英雄。

还有一位老人，每天早晨穿着布鞋来丁香花园走圈子，不时地会停下来跟员工们聊聊天。他话语不多，但是关注的事情很多，眼光很锐利，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每天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有兴趣，有时候看见院子里停靠的一些公车，知道有公务人员来此大吃大喝，就会把车子号码记下来，查一查是哪个单位的。甚至把我们这些当“头”的底细也了解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我们的员工也是他了解的对象。他像一个义务巡视员，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检查我们的工作，一旦看到不利于党和国家利益的地方，就会尖锐地提出批评，毫不留情，包括我们园内的一些房屋、园林改造，他认为不合理的就直接提出来，不留情面。

渐渐地我知道了老人家的经历，原来他名叫傅一夫，浙江义乌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0岁就失去了母亲，少年时代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高小毕业后当学徒，1934年到上海谋生。抗战中他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阴差阳错，使他倍受怀疑，曾两次被清除出党，于1944年第三次重新入党。或许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把他磨练得处处要保持警惕。解放后他曾担任上海杨浦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上世纪60年代带队去兰州建设石油化工厂，不幸十年浩劫中又遭受迫害，腰骨也被造反派打断，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平反，调回上海，任金山石化总厂第二总指挥、总厂V-K，1986年被选为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任市顾委办公厅主任兼副秘书长，1992年离休。我与之相见时，他已经离休多年了，但是仍然保持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的态度，他的这种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到现在，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

后来我跟他渐渐熟悉了，常常一起聊天。有一次老人家聊起往事，不由得感慨地对我说：我是浙江义乌人，义乌人脾气太耿，人家不喜欢，所以总是吃亏。中共党史上，吴晗、冯雪峰是义乌人，陈望道也是义乌人，遭遇都非常坎坷……我听了老人的这番话，心里非常感慨。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能够写入报刊的是一本，但是在他们心中还有另一本，那就是一部掺杂着酸甜苦辣的《丹心谱》了。

老干部中还有不少科技人才，他们在丁香花园一般话语不多，来了多半是看看电脑，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还常常写写文章。我印象较深刻的有刘国俊、石中瑗二位。刘国俊先生是解放前夕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他告诉我当初复旦大学学生两千多人中，近百分之十是地下党员。他于1949年毕业，由于上海5月27日解放，他们这一届没考试就毕业了。解放后他长期在东北和西北核工业战线工作，直到1981年才调回上海，在上海核工业研究所工作。老人家知识面很广对历史文化很有兴趣，甚至对历史地图也颇有研究。他告诉我说，现在一般都说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实际上不足，在中印边界、中缅边界以及中俄边界，历史上被分割出去很多领土，实际面积是九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石中瑷教授是上海交大的老科学家，他在1950年代就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63年研究生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大学），获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特殊环境医学生理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了160余篇论文，1984年首批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光荣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是国务院海洋专家组成员，担任中华航海医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曾主持了珠穆朗玛峰高山生理考察及青藏高原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近年来又参加“蛟龙号”（863）专项的子课题研究，多次获得国家和中科院奖励。

丁香花园里还有几位我们单位的老同志，都是1980年代初招我们进来工作的老领导，如张先、陈国、陈文、祝小婉等等，一转眼，他们也成了来丁香花园中散步的成员，每次见面，老领导总是关心地问问情况，也反映一些老人们的需求。有些老同志不便说的话，如意见、想法就由他们来说，这样便于我们工作的开展。逢年过节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关照我们要按规定办事，别搞特殊化，还会关照我们工作应该怎么做，要注意什么问题等，就如同他们1980年代在当领导一般。

写到这里，我眼前又浮现出不少熟悉的老人的身影。如：德艺双馨的评弹大师吴宗锡、作曲家王歌，京剧表演家齐英才"作曲家王新路，摄影家王敏生，还有沉稳的陈警重，乐观的王迈飞，热情的杨景盛，大大咧咧的高世昌，笑呵呵的邱枫，严谨的曹月建，喋喋不休的朱群，可亲的史小妹，善良的钱玫，热心的夏庭和……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对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非常痛恨，衷心拥护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还有不少老同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曾应单位或报刊杂志之约，写过回忆录。如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马达同志的《马达自述——我的办报生涯60年》，王维、杨琪华的《风雨人生》，魏延堂的《魏延堂杂文选》，陈鼎隆的《岁月回望》，姚全和的《中国崛起的机遇》及《中国梦——情种悠悠》等，还有《金秋文学》、《枫林诗社》杂志等，一旦成书后，他们总是乐于签上名送我一本。所以我的办公室里，有近百本老干部签名送我的书籍和画册。如今他们中有不少离开了我们，这些书就成了最好的纪念。翻阅着老人们送我的书，望着院子里正在散步、闲聊或在打拳的老人们，看看一号楼阳台上“话疗”的老人们从几十位，已减少到不足十位了，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凄凉……

这是共和国的创建者们生命历程的最后一程，能为他们工作和服务，也成了我生命之旅的重要一程。我从心底发出祝愿——祝老人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