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宁波民信局的兴衰

学习民信局的经营经验，开展适合中国商民习惯的邮政业务，从民信局手中抢夺顾客。

进入20世纪，为提高邮局的收入和排挤民信局，邮政总局用逐渐改订民信局寄信资费的办法来挤兑民信局。由最初的“一经挂号，免费代运”到1903年“每磅改照新章纳费，即每重五钱交费一分”。1904年，又在此基础上增至“二分”，1906年，外务部税务处颁布新章程“所有官局由轮船火车代寄民局总包，一律按半费收纳”[15]864865。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华邮政凭借国民党政权优势，进一步挤压民信局，1928年下半年，在全国交通会议上作出硬性规定，限期在1930年（民国19年）以内，将全国民信局一律取消，但迫于全国民信局的一直反对，暂缓执行。1931年11月，又下令“凡民信局应逐渐停止营业，至1934年底为止”[15]869。并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及驻军协助进行。对于宁绍民信业特别发达的地区，邮局格外注意扩充这两地的乡村邮务，并开通杭州至绍兴的夜快邮班，借以彻底挤垮民信局。各地邮局也采取强硬措施，派专员专门在车站、轮船、航船中侦察，打扮成旅客，暗中监视民局人员的活动，待机进行搜查并与当地巡警一起缉拿[15]869。由于国家政权的参与，民信局迅速走向衰落[23]。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这样的社会环境也是造成民信局衰亡的原因之一。1924年，全盛、福润等信局所雇佣的信差在文昌阁遭抢劫，“甬埠全盛、福润、正大等五信局，合雇局差二名，专走三北班，按夜轮流。于二十二日夜，该局差路经压赛堰文昌阁地方，突来匪徒二人，手执利刃，大声恫吓，勒令住担，即拆视包封，惟有空信。后将该局差身畔所带之银表二只，及小洋二十余角，一并劫去”[24]。1931年（民国20年）8月15日，全盛信局所雇船只遭劫，“甬埠天后宫前全盛信局已开设多年，营业尚称发达。本月十五日，该局嘱陈安官、应昭良由甬雇船寄带信件及银洋七百元，驶往余姚，至下午七时许，船经蟹钳山之南河姆地方，突有盗匪六七人，各持手枪亦乘船而来，迨两船相并时，该匪等一跃跳过船，开枪示威，遂将船内之铁洋箱抢去”[25]。面对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宁波民信局运营成本上升，加上官府的不作为，使民信局的业务拓展受制，并出现萎缩。内部积弱和大环境使然，宁波众多民信局最终于1935年被罢废。

宁波民信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诞生，特别是在五口通商之后，一度成为全国信局的标榜，但随着政府权威的日益增强，宁波民信局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宁波民信局与官方邮政的博弈，其实质是与政府争夺邮权。从另一方面来说，民国时期邮政对宁波民信局的整合，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由弱变强的趋向。1934年底，民信局最终被取缔，预示着包括宁波信局在内的所有信局斗争失败，随后国内寄递事业被政府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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