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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文唁电

同性恋研究走进复旦大学课堂

发布: 2021-01-25 04:10:29   阅读: 次 【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白先勇《孽子》

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一门名为《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在复旦大学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学生、老师以及社会人士在内的听众纷至沓来,挤爆门槛。据任课的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老师介绍,100个选课名额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热情,早在选课系统第一轮正式开放时就已经没有了余额。记者看到在新建的光华教学楼内,可谓人满为患,除了正式选课的学生外,还有众多前来旁听的本校以及外校学生。

一门普通的公选课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与课程的研究主题有着莫大的关系。同性恋,一直是人们三缄其口的敏感话题,但此次复旦大学却使这一“边缘”问题回归“中心”,在大学讲坛上以一种坦然的学术态度来正视它,这一举动成为了学术进步和社会开放的标志。

其实早在2003年9月,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就已经开设了《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课程,虽然吸引为数不少的本科生前来旁听,但这一课程面向的主要对象是研究生,并且由于是在枫林校区的医学院内上课,因而影响是有限的。而此次作为全校性本科生公选课,又在复旦本部的邯郸校区内开设,任何院系的学生只要感兴趣都能走近这一曾被封禁很久的领域,可谓将“尝禁脔”的门槛放到了最低,无怪乎会引起广泛关注了。

在怀疑中期待

记者询问了一些学生的家长,得知开设这一内容的课程,绝大多数的家长表示难以理解,在反复讲解之后,才表示可以接受,但有不少仍持怀疑态度“孩子读了以后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那种不正常的感情有什么好研究的?”一句“不正常”就很鲜明地点出了同性恋在社会上的尴尬,大众对之的鄙夷态度,溢于言表。

但相较于父母,学生们则开通不少。在复旦光华BBS的课务版上,课程消息曾引起热烈的讨论。在楼主发帖质疑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之后,95%的回帖都予以辩驳,站在赞同的一边,认为课程的开始为“了解人情、人性提供了一种平台”。一位署名Leafio的学生说:“早就该有这方面的课了,同性恋应当得到中国社会的宽容和客观认知。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存有或多或少的偏颇和躲闪,学习之后就能以一种更为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一群体的人。”

如果学生都能抱有这样的想法来听课,那是最好的;即便“学生是出于好奇来选择这门课程,也并不是坏事。如果因为好奇而能让更多的学生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对学术是非常有好处的。”孙忠欣老师如是说。

而在调查之后,记者发现,普通人对同性恋知之甚少,即便是大学生,对同性恋的一些常识问题也有不少误解和偏见。比如认为同性恋者有异性化倾向。其实,从问卷数据来看,大多数同性恋者并不喜欢男性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喜欢男性特征。男同性恋者很少模仿女性特征,而一些模仿女性特征的男人却不是同性恋者。受《春光乍泄》、《蓝宇》等电影的影响,有些同学甚至以为同性恋研究只是针对两个男性相爱而言,同性恋的英语表述也只知道有“gay”一说。由此看来,即便仅仅是在科普层面普及有关同性恋的知识,开设这样一门课程也是很有益处的。

一节课下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选课的同学,大家都认为内容很新鲜,是自己从未想到和接触过的,其中一位化学系的女生更表示今后如果身边有人对同性恋有不了解或歧视的话,自己会充当解说员。

热闹的背后

其实换个角度看,之所以课程的开设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从根本上亦表明了大家对同性恋的抗拒心理。

在一些圈子之中,同性恋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但是对于局外人,他们仍是较为忌讳自己的身份。听到要采访,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师表示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像常人一样生活,其实选择怎样的爱人有时并不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如果能做一个普通人,又有谁愿意被另眼相待呢。他不留胡楂的干净面庞,细致整洁的棉质衬衫,伴之极具修养的绅士风度和优雅的谈吐,着实让人难以与“同性恋”相联系。听完疑虑,他淡淡地笑着,“其实你们对我们这一人群太不了解了。”

据统计,同性恋在男性中约占5%,在女性中约为3%,当然,这只是保守估计,实际人数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在一些亚洲的国家里,同性恋者多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但即便总数再多,这样一个群体在整个人群中仍然算作“少数”。而在当今“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模式下,便难免不被另眼相待了。

对同性恋进行研究,并在高校里推出,这无疑是对人们的常理提出了挑战。“同性恋”这三个字往往会被很多人与“神经病”相联系,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变态行为。直到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在一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太盛行的国家中,同性恋本身是不会被歧视的,只是由于艾滋病在这一群体中的高发率使得它被人们格外关注。而在中国,艾滋病却只是歧视同性恋的一个借口,真正无法接受的缘由是其根深蒂固的伦常道理,当儒家思想已经为爱情置定好“应该”的模式之后,任何逾越于之外的就成为了“古怪”和不能理解。事实上,对同性恋的压制并没有自然的依据,只是文化和时代的产物。同性恋是否道德,也是以特定时空的主流道德观为依据。

当然,我们并非说要提倡同性恋,因为它至少违背了人类生息的自然法则。相关的心理医生在咨询和治疗中也常发现,同性恋者往往会伴随着一种到多种的心理疾病,诸如幼时的经历产生对异性的排斥等等。这种心理上的晦涩常会令到这些人有一些过激和怪异,甚至是伤害他人的行为。但只要不对别人造成影响,自己又不认为应该接受治疗,从“天赋人权”一层而言,社会是无权干涉的。这也是目前社会上大部人的态度,《杭州时报》在2004年作过一项调查,59%的被访者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8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继续跟同性恋者交往。

直面同性恋

很多人都会好奇同性恋的产生原因。一般有四种成说:(1)遗传因素。研究表明同性恋者在单卵双生子中远比双卵双生子中多见。(2)内分泌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性腺分泌不平衡是导致同性恋的原因。(3)心理因素。如果正常的性心理发展得到不良的家庭或环境影响,成熟的异性恋驱力将被阻滞或者歪曲。诸如对男生对母亲过分崇拜使得与其他女孩交往失败,或者女孩生活在男性比较多的环境中,经常与异性玩耍,或者被当作异性对待,可能使儿童发生角色认同错乱,使其性格、生活风格男性化等等。此外也有认为社会风气、避孕措施的有效性、性开放程度、男女性别比以及性别歧视等外界影响都会造成同性恋的产生。但这些仍然只是人们的揣测,就像对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异性恋,科学家给出的答案只是繁衍生命的自然法则。

如果以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来看,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当年的“左手”群体。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左撇子”都被视为异类,仅仅因为他们与主体人群的“习惯”不同。但随着科技和医学水平的飞升,人们逐渐开始反省当年的偏见,近些年来则更有“左撇子比普通人更为聪明”一说。不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但至少表明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接受。而现在的同性恋患者与当年“左撇子”的处境相近,都一样地位尴尬。

其实,就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者在某些注重感性和想象力的行业中的成就超过异性恋者,诸如:化妆师、美容室、发型师、艺人、作家等。其中尤以设计师为甚,Dior 的总设计师John Galliano、范思哲的创始人Gianni Versace、YSL的设计师伊文圣·洛郎等,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都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的才华令世人瞩目,并且望尘莫及。

因而有人揣测,将来同性恋者会否同左撇子一样被世人所容纳。但他们的问题远非“习惯使用左手”这么简单和轻巧。

因为“同性恋”常常被“艾滋病”三个字所伴随。虽然医生和权威人士反复更正说同性恋者不等于艾滋病患者,但艾滋病在这一群体中的高发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两点是:一,由于大多数男同性恋特殊的性行为方式,使得艾滋病及性病病毒常常会在直肠内弱碱性环境中生存,并经直肠释放而进入血液里随着血流扩散到全身。二,正因为这样的感情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无法建立起一夫一妻相对稳定的性关系,滥交现象突出。加之由于国情的不允许,很多同性恋者常会在“恋人”之外找异性伴侣作为掩饰,有些甚至会正常结婚生子,向传统的婚姻制度妥协,这使得传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性恋也因而成为了“洪水猛兽”的代名词。

未来的路

从1969年6月的“石墙事件”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声势就一潮大过一潮,在一些开放的国度里,譬如在巴黎,同性恋俱乐部、同性恋酒吧开始以各种姿态走进社会;在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冰岛五国以及美国佛州,同性恋者已经拥有与普通人一样的走向婚姻殿堂的权利。但是在中国,虽然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坦承自己的身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可以接受,但从整体而言,他们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

中国同性恋者的未来应该怎么走?这是很多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据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长期以来,这些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如何改善他们的社会处境,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获得结婚权利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艾滋病的高传染率就是因为同性恋者的性生活混乱,如果他们也能走“一夫一妻”制的道路,那么不但能预防艾滋病的蔓延,同时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程度。但就目前而言,这样一个目标似乎还比较遥远。

有专家提出,同性恋的被接纳程度,直接与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挂钩。但事实上,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一些国家认同为正常现象,欧美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尽管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但从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直到现在逐渐向人性化的过程迈进,中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的趋势已势不可挡。

复旦大学面向本科生开设这样一门公选课,将更有助于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和想法,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更为开放、愈加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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